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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在德国媒体通过这部小说开始重新理解莫言的时候，58岁的莫言决定同《明镜》周刊的记者见面，在他指定的一家北京茶馆与《明镜》周刊记者进行对话。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问莫言，“为什么对公众，尤其是记者的接触有所顾忌？”莫言说，“因为发表政治声明，对我来说很难。我虽然是一个写作快手，却是一个彻底的思考者。每次公开讲话后，我都会问自己是不是讲清楚了。尽管我的政治想法是很清晰的，大家都能在我的书里读到。”axK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谈到这部在德国刚刚出版的《蛙》，莫言主动承认，“我曾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催促我的妻子去打胎。我是有罪的。”axK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莫言还说，对他而言，《蛙》这部小说就是“一本自我批评之书”。这里的自我批评不只是针对催促妻子去堕胎，还有自己在“文革”中的经历，更是追问大多数中国人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。他说：“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深刻的变革，我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可几乎没有人问自己，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‘作案者’，自己有没有伤害过别人。《蛙》追问的，就是这样一个问题，这种思考的可能性。比如我，那时或许只有十一岁，可‘文革’时却是红小兵，加入了对老师的批斗大会。我嫉妒过别人的成就、才华和运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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